农产品价格迭创新高
9月初，世界小麦价格突破了400美元/吨，创下历史新高。5月份，其价格还只有200美元/吨左右。以实际价格计算，虽然小麦价格还远低于1974年的高点，但也已达到过去25年中平均价位的2倍。早些时候，玉米价格也突破了175美元/吨，创下历史新高。目前，玉米价格已经和小麦价格一样触顶回落，但仍处于150美元/吨的高位，比2006年的平均价格高50%。
如果某种作物价格上涨，农民就会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转产这种作物。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对其他作物具有连锁效应。例如，今年大米价格也屡创新高。目前，《经济学家》食品价格指数已达到1845年诞生以来的最高点，比去年上升了三分之一。
一般而言，食品价格创天价往往反映了歉收造成的供不应求局面。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消耗上年的库存。今年，部分地区收成不好，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干旱导致小麦连续第二年歉收。另一方面，小麦库存对产量的比率也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美、中等大国削减库存以节约资金的决定加剧了库存的下降。
然而，当前这轮“农产品通胀”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多种农产品价格创新高之际，市场供应非但并不短缺，反而非常充裕。根据国际谷物理事会（IGC）的数据，今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将达16.6亿吨，创下历史新高，在去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又增长了8900万吨。然而，空前的世界性丰收却不足以阻止缺货行情之下的价格新高。可见，是一些根本性变化在影响世界粮食需求。
需求转变推升食品价格
准确地说，影响世界粮食需求的根本性变化有两项。首先是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增长。这个因素刺激了两国的肉类需求，进而推动了其谷物需求。全球的口粮需求与世界人口增长相关。几十年来，世界人口增速逐步减缓，口粮一直增长迟缓。而肉类需求却与此不同，其走势与经济增长相关；今年，全球GDP将连续第五年实现4%以上的年增长。
随着中印两国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亿万人民具备了购买肉类和其他食品的财力。1985年，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平均每年吃20公斤肉；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50公斤。中国的肉类消费或许正在接近饱和，但其他国家正在追随其步伐。1980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粮食消费总量已趋于稳定，但肉类需求却翻了一番。
这种情况下，农民自然也做出了相应的转变。目前，饲料粮的年消耗量比20年前增加了约2－2.5亿吨。仅仅这个增量就占去了世界粮食总产量的相当一部分。人要摄取同样的热量，吃肉需要的粮食消耗量远多于吃面包的消耗量：生产1千克猪肉要耗费3千克粮食，生产1千克牛肉则要耗费8千克粮食。因此，这种饮食转变会使粮食市场扩大数倍。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饲料粮需求每年保持着1－2%的无情增长。这稳步推高了粮食总需求，从而推动了粮价攀升。
不过，这种饮食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因而无法解释过去一年来粮价的暴涨。而第二项根本性变化却可以：美国汽车对乙醇燃料需求的猛增。2000年，美国的乙醇生产消耗了约1500万吨玉米；而今年，这个数字可望猛增至8500万吨左右。美国无疑是世界头号玉米出口国，但如今其生产乙醇的玉米消耗量已经超过了玉米出口量。
乙醇正是今年粮价高涨的决定性原因。首先，玉米价格攀升的原因在于乙醇。美国联邦政府吸纳了其全国玉米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2005年乙醇项目大幅扩张，说明玉米价格为什么会率先上涨。
再则，其他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也与乙醇有关。之所以这么说，一来，是因为玉米是饲料，随着其价格攀升，牲畜价格也水涨船高。二来，美国农民急于分享生物燃料带来的财富，因而他们正在全力以赴生产玉米，把大批原本用于种植小麦和大豆的耕地转而种植玉米。今年，美国的玉米产量将达到令人惊叹的3.35亿吨，比去年增长四分之一有余，而其他作物则为玉米的大幅增产付出了代价。
今年，各类粮食的库存总量下降了5300万吨左右，这非常粗略地显示了供求缺口的规模。美国的玉米产量中，约有3000万吨用于生产乙醇。换言之，仅仅是美国乙醇项目的玉米需求，就占到了全球粮食供求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世界食品价格决不会出现近来这样迅速的上涨。据世界银行估算，生产能够加满一辆SUV的乙醇，所需的粮食就可以供一个人吃上一年。
美国的乙醇项目是政府补贴的产物，相关补贴有200多种。而且，美国还对进口乙醇征收54美分/加仑的关税，这就把更高效的巴西乙醇拒之门外。后者的原料是蔗糖，而非玉米。单单是联邦补贴，每年的费用就高达70亿美元，相当于1.90美元/加仑。
理论上说，政府既可以支持某个项目，也可以撤销支持。但面对当前的石油价位，政府急于发展替代性燃料，因此看来美国政府不再支持乙醇项目的可能性很小。无论前景如何，就当前而言，美国政府对乙醇的支持是稳固的。
廉价食品时代的终结
总之，一段时间之内，粮食需求很可能会保持高位，而市场是由供求双方构成的。如果粮食连年丰收，粮价就会回落；否则，粮价将居高不下。
增产的方式不外乎两种：要么增加种植面积，要么提高单产。这种增产的过程可以非常迅速。近来，面对价格信号，全世界谷物种植者的反应非常热烈，他们纷纷增加高价值作物的种植。然而，短期之内，农业的增产空间仍是有限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的一项新报告指出，农业产量对价格信号的反应缺乏弹性：价格上涨10%，供给只会增加1－2%。
长远来看，世界还可以开垦大量新耕地，农业技术领域也有可能取得很多新进展。
然而，在可供开垦的土地中，很大一部分位于巴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刚果和苏丹等国的偏远地区。开发这些土地，需要在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而且往往意味着清除那些珍贵的森林。
农业技术方面，如果转基因食物投入生产，或者非洲种植了作物新品种，都可望大大提高产量。但是，这同样需要时间。就转基因食物而言，除非其承受的普遍疑虑、尤其是欧洲人的疑虑得以破除，否则其前景就不会成为现实。
再有，一些可供开垦的土地位于非洲、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的干旱和偏远地区，这些土地很容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有人估算，到2020年，全球变暖有可能使世界农业产量降低六分之一。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高油价可能会妨碍人们使用以石油为原料的化肥；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农业产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化肥的使用。
农业的长远前景很难预测，尤其是技术领域的发展总是出乎预料。但从上述种种趋势来判断，大多数专家还是预计，农产品价格还将在高位保持十年左右。例如，IFPRI认为，由于供给赶不上需求增长的步伐，因此到2015年，粮食价格还会上涨10%－20%；联合国粮农组织对2016－2017年粮价的预期值还要高一些。无论如何，今年的粮价高涨很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在暴涨之后又出现大幅回落了。
如果粮价不再回落，这将是一次重大转变。数十年来，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价格一直在不断下降。2005年，IMF的食品价格指数还略低于1974年的水平。这意味着，以实际价格计算，食品价格在这30年中下跌了四分之三。
换言之，如果食品价格大体保持当前的水平，就会明显偏离多年以来消费者和农民已经习惯的、食品价格缓步下跌的轨迹。这将是廉价食品时代的终结。这一转变的影响将无所不在，而感受最明显的将是那些食品的重要性最突出的国家：贫困国家。
谁是受益者
从政府的角度看，食品价格上涨无疑是件坏事。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实行了某种形式的食品价格控制。然而，更贵的食品并非绝对的坏事，有人受害于此，但也有人从中得益。
首先，农民显然是受益者――前提是政府允许他们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以世界头号农产品出口国美国为例，今年其农业净收入将达870亿美元，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50%。中西部大草原地区的农民已经在盘算加勒比海的度假计划了。
其他受益者来自穷国。例如，印度、南非和斯威士兰都会得益于农产品出口收入的增加。鉴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的下跌已经持续了如此之久，对那些因此导致贸易条件无情恶化的国家来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使它们的情况大为改善。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由于这些国家将发展重点由农业转向了工业和服务业，因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速也高于农村地区。据亚洲开发银行计算，从1993年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1上升到了0.47。如果食品价格上涨能够带动穷国农民收入的上升，就有可能缩小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于，这会成为现实吗？
谁是受害者
世界银行估算，发展中国家约有30亿农村居民，其中25亿人从事农业。这30亿人包括了世界最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原则上说，穷人作为一个整体将得益于农业收入的增长。但在现实中，许多人却不会成为受益者。对很多人来说，农业收入上升带来的利益弥补不了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
食品价格高涨的受害者包括食品的主要进口国。日本、墨西哥和沙特都必须增加食品开支，但它们应该能够承受。更令人忧虑的是，亚洲最贫困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如贝宁和尼日尔同样要面临食品支出的高涨。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费用将超过5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10%。
而且，食品价格的高涨将打击最脆弱的人群。世界粮食计划署是提供紧急食品援助的主力机构。该机构表示，过去5年之中，其运营费用增长了一半以上，未来2年还将增加三分之一。目前，全球食品援助量已降至1973年以来的最低点。
只要食品价格上涨，最贫困的消费者总是最大受害者，任何国家概莫能外。但与富国相比，穷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指出，如果食品价格上涨三分之一，将使富国的生活水平降低3%左右，但最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会降低20%以上。
虽然各穷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包括城市居民和无地农民工在内，发展中国家有极其庞大的人口都是食品的净买家，而非净卖家。他们已经受到了沉重打击。今年，墨西哥因玉米饼价格高涨而引发的骚乱就很能说明问题。据IFPRI统计，由于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产量的增长，到2020年，非洲和亚洲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将在当前的水平上分别再下降4－8%和2－5%。如果生活水平下降如此幅度，对于挣扎在糊口水平上的阿富汗、尼日利亚等国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
这种情况下，“何不食肉糜”这样的话是无济于事的。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帮助那些受害者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然而，帮助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简言之，如果政治家无所作为，或犯下错误，世界将面临更多苦难，城市贫困人口尤其会是受害者。反之，如果政治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就可以帮助最贫困国家增加财富、救助农村贫困人口、从补贴和忽视中解救农业、并尽可能减少贫民区居民和无地民工受到的损害。然而，这方面的前景并不乐观。
政府干预，成绩惨淡
至少，半个世纪食品政策很容易让人这样的结论。从食品安全、农村贫困到环境威胁，无论人类世界认为威胁来自何方，对策似乎都只有一种：政府干预。事实上，大部分补贴和贸易壁垒都造成了高昂的代价。富国耗费万亿美元支持本国农民，而这却造成了税收上涨、食品质量下降、种植品种严重单一化、过量生产以及破坏了新兴市场贫困农民生计的全球性低价。那么，其效果又如何呢？虽然有这些政策的帮助，但西方仍有大量农民无法摆脱贫困。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需要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这种趋势会不断迫使生产效率最低的人退出农业，即使是巨额补贴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面对农产品通胀，人类政策的拙劣表演达到了一种新境界。以美国幼稚的乙醇补贴为例，该政策支持的是一种污染较大的产品，相对而言，进口以蔗糖为原料的巴西会好得多；而且，乙醇补贴与更早实行的粮食补贴的影响是相互抵触的，后者鼓励了过量生产，因此导致了粮价下降。目前，政府干预正在像谎言一样迅速繁殖：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已实行了食品价格控制，以帮助本国消费者、抵消美国支持乙醇厂商的影响。另一方面，高涨的粮价正在促使人们砍伐森林，以种植更多的玉米。
一举多得的绝佳契机
如今，食品价格上涨有机会打破这种荒唐的局面。由于市场价格的上涨，各国就有可能削减补贴，又不致损害农业收入。
削减富国的补贴和贸易壁垒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这种做法可以启动停滞中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从而推动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是，全世界许多穷人将是直接受益者。就经济政策而言，这已经是再理想不过了。
近几十年来的农业政策所导致的世界性低价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农业投资以及灌溉等支持性活动长期处于下滑之中。1980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用于农业的公共支出份额下降了一半。有些穷国一向是食品出口国，而今却成了进口国。
削减西方的补贴有助于扭转这种局面。世界银行认为，如果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棉花等穷国专门种植的农产品价格就会上涨，而发展中国家还会得益于出口的增加。而且，由于农业占最贫困国家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在经济增长初期，农业的贡献最为重要。
然而，这里显然存在一个问题，而这正是需要政府帮助的理由。农产品价格高涨对穷人的影响是复杂的：收入增加是其利益所在，而食品价格上涨则会令人遭受损失，因此得不偿失的穷人将是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包括10亿以上的城市消费者，以及一些无地农民工。鉴于今年食品价格的急剧上涨，新兴市场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设法减轻其造成的损害。
只要力所能及，这些政府应该提供补贴，但对象应该是穷人，而非食品本身，以求尽可能缩小价格扭曲效应。如果食品补贴实属必要，也应该是暂时性的，而且以穷人为目标。迄今为止，大多数穷国政府的干预活动都不符合上述标准：一些政治家似乎把廉价食品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对食品进行价格控制和出口限制，这些举措损害了农民，而且几乎注定会失败。
食品价格上涨为世界提供了一次几十年一遇的珍贵机遇：缩小收入差距、消除富国农户享受的补贴、并帮助贫困农民。而最终的奖赏将是更富有、更公平的世界。
助推经济力量对比的转变
农产品通胀还有一项影响：推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继续向有利于新兴市场的方向转变。食品价格高涨推动了世界各地的通胀水平，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欧洲和美国，食品只占消费价格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因此即使富国的食品价格每年上涨5%左右，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而在穷国，食品占消费价格指数的一半或更多，因此其价格上涨的影响也要大得多。过去一年之中，新兴市场的食品价格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1%；中国的肉蛋价格上涨了近50%。在其带动下，新兴市场的总体通胀率从2006年的6%左右提高到了当前的8%以上。许多国家的通胀率都创下了10年来的高点。
面对这种局面，各新兴市场的央行下定决心，避免食品价格的一次性上涨推动工资上升或造成通胀预期，从而导致持续性的通胀。因此它们纷纷紧缩银根。这与一些富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9、10两个月，美联储分别降息50、25个基点；加拿大银行也在日前降低了利率。这就是食品价格上涨的间接影响：扩大了富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利差。
而这恰恰发生在经济力量对比变化之时。美欧经济在减速，中国和印度却在加大油门；次贷危机动摇了西方的金融信心，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却屡创新高。
这一转变将是很难掌控的。事实上，这样的转变一向如此。当前的风险在于新兴市场的泡沫。正如IMF专家Simon Johnson所说：“每一个泡沫都始于实体经济的变化”。而食品市场显然是这样一个开端。面对这项转变，新兴国家表现如何、贫穷消费者如何应对，都将取决于其经济政策。就此而言，控制食品价格实在不是个好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