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的赈灾委屈凸显中国慈善机制要与国际接轨

    不少外资在此次汶川地震之后的慈善捐赠中，受到国内舆论的不少苛责。原因之一是国内外在慈善机制上的差别。在地震发生第二天，阿斯利康就向四川省卫生厅救灾办捐了100万现金，这是阿斯利康中国公司从应急预算中调出的，他们只有这一点权限。之后阿斯利康中国公司准备捐赠第二笔600万元救灾款，已准备好向民政部救灾账户汇款，但在最后时刻，总部不肯签字。总部官员无法理解这件事：民政部是政府机构，企业捐款绝对不可以交给政府部门。这是一个禁忌，在阿斯利康总部所在的英国是这样，在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时间在流逝，无奈之下阿斯利康中国区副总裁吴浣苓只好告诉总部，民政部是负责管理那些慈善协会的部门，是他们的“爸爸”。不过总部那些只认规则的家伙不为所动：“那么，爸爸是政府。”吴浣苓只好重新拟了一份报告，并将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作为收款单位。这个申请终于批下来了。此时，阿斯利康已经上了跨国公司“铁公鸡”排行榜，这个民间制作的榜单质疑跨国公司在捐赠行动中过于吝啬，行动迟缓。选择民政部捐款，因为民政部是第一个公开宣布开通救灾捐款热线的部门，周围的人似乎也更相信政府部门对捐款资金的监督力度。吴浣苓没有想到，由于机制上的差异，做善事在中西方有着如此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