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近期和远期、宏观和微观、战略和战术、市场与政府、实体与虚拟、制造与服务、产业与制度、生产与消费……千头万绪，不一而足！什么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哪里是这个多任务系统的总纲？据安邦智库（ANBOUND）的了解，即使是国家宏观管理部门也为此感到头疼。尤其是从系统角度来考虑整体改革的部署和执行，缺乏整体感和目标感。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在研究之后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清晰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消费社会！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型社会。生产型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是主要忧虑和控制目标，社会的短缺经济特征比较明显，正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而在消费社会，生产已经出现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以便维持、拉动、刺激生产，社会文化和时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商品更多的具有符号化特征，社会有比较明显的福利化倾向，社会保障的需求日益明显。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和逻辑来看，生产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转型到消费型社会，世界各国莫不如此，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如OECD）从生产型社会走向消费型社会并非偶然，或是经济学家有意的设计。整个社会是按照某种“杰出的理论”，在某些杰出的领导人物带领下，走向了现代的消费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种尚不为我们所认识、所承认的逻辑推动形成的。事实上，这些西方国家也知道生产型社会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社会，只要给钱去投资、去生产，那么经济增长就可相对简单地实现，西方国家几乎原来都是生产型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当转不转，反受其乱。因此，中国现在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正确而现实的改革方向，今后的关键重点，在于“怎么做”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做”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过类似的研究，他们利用Maddison数据集梳理了过去几十年的数据，结果发现了一个现象：从若干国家的经验来看，一国的人均收入在达到11000国际元后，GDP增长率开始下降，需求端的增长就已经非常无力了，比如东亚经济体。而以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的标准来看，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符合标准，中国台湾则是在90年代初期达到此标准。表面上看，中国是在2015年才达到11000国际元，但是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差别很大，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等东南沿海一侧，实际上早在三年前就达到了这个标准。
从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看也是如此。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比2014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很显然，中国目前有一个中高收入阶层正在形成，这个阶层不满足于大众化的消费，中低端商品和服务难以满足其消费需求。商务工作从供给侧发力的一个重点，就是满足中高收入阶层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满足他们对更多品种、更好质量、更为安全、更为舒适的购物环境需求。据商务部数据，2015年我国出境人数达1.2亿，境外消费，包括旅费、住宿费、购物费达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有7000亿－8000亿元用于购物。中高收入阶层境外购物占相当大的比例，并从主要购买奢侈品牌、高档品牌转向高质量的、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
因此，中国社会经济出现某种转型完全在所必然，该来的一定会来，该出现的一定会出现。陈功强调，消费社会的到来，这与国家领导无关，与社会意识形态无关，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逻辑决定的。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我们导向的是一个发达国家已经熟悉，而我们尚且感到陌生的社会经济系统，这个系统是以消费为主导特征，而不是以生产为主导特征。这种发展套路上的变化，开始可能是平行的，但今后一定会并行，到了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取得共识，原来发展真的是一个超国界的概念，其中的逻辑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就此而言，从生产到消费，从有效供给到制度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不是目标，这种改革将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所出现的巨大改变才是目标，而且是系统改革的总目标。从生产到消费，再到服务、管理和社会保障，我们早一些认识到这种社会转变发生的必然性，就可以早一些明确方向，集中资源和力量，做更多有益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事情。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多层次、多任务的系统改革，这一改革的总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消费社会，一切改革举措和资源配置，都要围绕消费社会这个总目标来进行。（NH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