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震动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华为、沃尔玛都曾卷入其中。自今年1月1日新劳动法实施之后，其负面影响继续释放。据东莞、深圳、广州、珠海等台商的非正式统计，约有1/3的出口型外商，正准备或已关厂，新法所造成的劳动成本大涨是其重要原因；同样的情况也成为近期山东、广东韩企“外逃”的主因。
与上述这些有轰动效应的事件相比，低端制造业工厂的生存状态也许更能体现出新劳动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河南遂平华强就是这样一个样本：
作为一个年产值22亿元、规模已连续11年居本行业全国之首的塑料袋生产企业，河南遂平华强近日突然停产，并宣布整体转让。据称，国务院年初下发的“限塑令”是这家塑料袋龙头企业关门的主要原因。
但据遂平县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表示，“华强停产，主要是受新劳动法实施的影响。”据他分析，华强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员工2万多人，按照新劳动法规定，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后，将支付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的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华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粗略估算，遂平华强有近2000多名员工的工龄在10年左右。新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按照这个规定，近2000多名员工将成为华强的永久员工，仅此一项，华强每年将要多支出上千万元的费用。
显然，与华为等企业相比，华强的规模要小得可怜，但其停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却显得更加实实在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遂平县将增加2万多名失业的员工。事实上1995年遂平县政府将招商引资项目引入，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而就业从来就是一个一连串事件。“以前下班的时候，从厂里出来的工人能把这个十字路口堵得满满的，骑车的、走路的，像赶集一样。路上一溜推车子卖饭的，生意火得不得了。”华强工厂附近的出租车司机这样说。但如今，随着华强的停产，十字路口附近的诸多小吃摊不见了，大街上空荡荡的。而对于遂平县政府来说，华强停产则意味着经济的增速也许会降低几个点，地区的财政收入也会有一部分损失。
一个华强也许很不起眼，但在强势的新劳动法之下，试想有100个如同华强的企业关厂，这就意味着也许有200万原来最起码能填饱肚子的工厂员工、工厂旁边的卖盒饭的、蹬三轮的，现在都被推向了没有保障的社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低收入者失业的负外部性要更大，而社保很不健全又给这个负的外部性一个很大的乘数，一旦低收入者失业具备一定规模，将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
制度经济学大家张五常在读罢新《劳动法》条款之后写道：“目今所见，新劳动法的效应是劳资双方皆失！某些人会获得权力上升带来的甜头，但不会是资方，也不会是劳苦大众。现在是中国经改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低下阶层的生活改进。这几年他们的收入上升得非常快，说过了，新劳动法把这发展的上升直线打折了。”
确实如此，在我们看来，新《劳动法》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四输”：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最需要保护的低端劳动者成为“受害者”、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失业和经济发展困难、中央政府的保护政策化为泡影。最重要的是，新《劳动法》人为地将中国正常的产业升级进程拦腰截断。短期内，即使是100个“华强”倒下去，对于庞大的中国经济也是无关痛痒；但劳动合约往往决定着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也许在2015年，新《劳动法》带来的长期成本上涨会将中国拖入一个只有3%－4%的增长阶段，这对于一个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贫富分化或将愈加严重的中国来说，也许是致命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还是北大的周其仁说得好，真正对劳动者的保护，就是准许更多的企业参加竞争。政府不应该让企业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只许国企做。放开准入限制，就这么简单。未来企业对劳动力的竞争，如果超过了劳动力对工作岗位的竞争，企业就会积极地去保护劳动者利益，根本无需政府多虑。做好失业救济这种基本的公共品服务，对于政府而言就足够了，剩下的交给市场去解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