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马上就要过去，我们即将迎来2008年。
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2008年？这个问题，相信在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政府决策官员、每一个投资者的脑海中，都会激荡起不同的回响，都会引发不同的思绪。对于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如下一些问题：
在中国经济形势方面，2008年的中国经济是否会放缓？中国经济调整的“阴影”是否会在明年出现？奥运会前后，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落差？通货膨胀在2008年是否会继续恶化？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是否会重演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历史？
在宏观政策上，2008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强化到什么程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还会有哪些组合政策出台？明年国内的资金环境是否会发生全面紧缩？中国在汇率政策上会不会出现大的调整？明年多个领域的政策变化，会不会形成新的风险？
在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是否会明显放缓，导致外部需求急剧收缩？次贷危机是否会继续蔓延和深化，导致全球金融环境进一步恶化？如果发达国家经济放缓，亚洲经济是否会起到新的支撑作用？石油与矿产资源价格是否会继续上涨，寡头垄断是否会继续加剧？
在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调整中，消费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投资增速的放缓？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政策是否会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各地的发展决策？结构调整的压力会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产生何种影响？
从这些问题，我们不难看到，2007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给2008年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对决策者而言就是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增加了决策的风险。
很难对这些未知的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并不是次次都能灵验的先知，我们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在合乎逻辑的研究框架下，在尽可能多地占有信息的基础上，给出尽量合理的、有建设性的分析预测。
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国政府的决策层而言，如何看待这些不确定性、以何种态度对待这些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们做出的具体决策更加重要。
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他听到另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讲，他不再确信全球化在美国具有“政治上的可持续性”。美国国会支持自由贸易的多数派已经分裂，同时外包对中产阶级就业的影响（既有切实的，也有人们印象中的）已使保护主义的火焰扩散。此外，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目前已达数千亿美元，它们正在全球各地寻找收购资产，导致战略和经济方面的担忧情绪。为此，华盛顿有很多人认为，与中国的战略冲突无法避免，而且晚冲突不如早冲突。
在我们看来，这种保护主义的看法实际上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在全球化深化格局下的惊慌失措。在美国的保护主义者看来，全球化曾是富国对世界其他地区所做之事，但是现在它开始像是其他国家对富国所做之事，而主要领头的竟是中国！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千万不要被全球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性所迷惑。中国决策层可以高度关注外部风险，但决不可以关上门来抵抗外部风险。必须意识到，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而中国长期的发展和强大，需要持续的开放。这应该成为明年中国许多宏观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基本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