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从封闭体系走向开放体系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除了关系到“是否坚持改革开放”这样的基本战略判断之外，对宏观经济决策也有重要意义。如果对中国向开放经济体的演变认识不足，那么制定的政策肯定会与形势发展相冲突。
在11日的《财经》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讲了一番话，他说，“对于过去几年国际收支平衡双顺差的程度和发展速度，坦白地说，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周小川表示，2007年是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力度最大的一年，其中5次调整存贷款利率，10次上调准备金率。因此并不是说2007年对冲力度不够大，而是此前的对冲力度和今年对比相对较弱。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总值与GDP的比值已到了0.8左右。周小川强调，“2003年以来，全球化分工、生产外包的速度之快超出各界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在和全球化发展速度赛跑，这一点需要留意。”
作为一位技术官僚，周小川想谨慎地表达什么？在我们看来，周小川试图表达几个层次的意思：一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向一个开放经济体转变；二是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经济决策，应该着眼于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
开放经济体有什么特点？它对经济战略和政策有些什么基本要求？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决策水平又有些什么要求？这些问题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在我们看来，开放经济体首先在战略上鼓励开放，不惧怕开放——既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以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参与全球化，就像从一个很窄的通道与外界保持沟通，这个通道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制造”、出口加工业，以及引进外资。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当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开放经济成为参与全球化的一种必然趋势，这时候中国的开放就不能再停留在一个窄小的“胡同”里了。
开放经济体必然提出比“允许进入”更多的需求，如市场制度、法律体系、更深入的市场开放等等，这对于政府的认识与决策形成了很大的挑战。中国加入WTO之中和之后激烈的内部争论、中国不时出现的“左”“右”之争、关于产业安全与市场开放的激烈争论，以及在国内相当有市场的国际社会“阴谋论”……都可以视为是从封闭体系中走出的中国，在面对新的开放形势时出现的困惑。
这种观念和认识上的困惑，对于政策制定往往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比如在货币政策上，以往的货币政策理论往往以大国经济或小国开放经济两种假设为前提进行分析，这种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当前的情况，周小川就曾含蓄地批评，“随着中国开放程度加大，我们不能把为封闭经济作出的理论简单地拿到现在来使用，需要推敲这一假设在当前是不是可操作的”。在汇率政策上，这种困惑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与经济持续增长和市场开放相匹配，中国在汇率政策上应该如何调整？如果着眼于开放经济体的长远发展和国家利益，中国也许应该果断抛弃短期利益的考虑，选择一条与现在的汇率政策大不相同的道路。
再看国内在资本流动、市场准入、进出口限制、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的政策，也经常能看到单纯基于国内和短期利益考虑的明显痕迹。比较明显的是在限制资本流出和限制进口上的保守。保障粮食安全在国内是天大的事，但国内目前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仍着眼于自给自足的思路，对借助全球粮食市场的考虑甚少——这就是典型的封闭式思路。在资本流出方面，中国也应该有更开放的做法，着眼于全球市场来思考中国的资本流出。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是一种必然，中国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没有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中掉队，正是因为能从开放经济中获益。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人会产生很多困惑，但不能因为困惑而胆怯，更不能因此而退缩。虽然中国已从政治上确定了开放的方向，但在现实的经济决策中，仍然受到这种困惑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开放上犹豫，那就可能在改革上退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