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不止一处提到国民的财富分配和增长问题。一是财富的初次分配问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二是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两个提法都是中央重视民生的表现，体现了“藏富于民”的战略考虑。
要“藏富于民”，首先要有财富，要创造出财富。财富既可以来自于劳动者的生产和创造，也可以来自于制度安排和建设。在中国，财富来自前者的情况较多，来自后者的较少。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基本发展模式就是两头在外，资本不够靠外资，产品造好了靠出口卖。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资本和内需居然都很匮乏，这是很难想象的。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化不够，不能将死财富转换成可以再投资、再配置的资本；由于国有制之下的众多资源和资本都属国家，也不能转化成民众个人财富的增加，因此导致人口众多，需求却不足。
陈志武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土地公有以及矿产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在国有制之下，土地权不能交易或抵押，生产资料权也不能自由交易，于是，土地与生产资料这两种在全世界都很容易成为资本化对象的东西，在中国却难以产生出资本，而且这些财富只能放在国家的账户上而不是在个人家庭的账户上。所以，它的增值不能转换成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效应、不能转化成民间消费，内需当然难以启动。
陈志武算了一笔账：以土地为例，2000年国家有关部门曾公布，全国国有土地资产总价值为25万亿元。假如土地能以GDP增长的速度增值（每年10%），那么到2007年大约为49万亿元。再算国有企业，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说，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起来是29万亿元。土地加上国企的总价值为78万亿元。按13亿人口计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是6万元。如果这些资产按GDP的增速增长，一年会增值7.8万亿，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每个人头上，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会增加6000元，五口之家一年就会增加3万元。如果这些资产全部资本化流动起来，按照美国在2002－2007年间产权的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来算，那么每个中国家庭仅财富收入就能年增9万元！
当然，这种粗略的匡算十分理想化，但它揭示了一种方向：如果在国有制度和资本化上进行有效的改变，中国老百姓确实存在极大地增加财富的可能。然而，症结出在国有制度上。由于土地和企业都是国有，增值再多，老百姓也难以分享，也不能影响老百姓的消费预算。这种情况在中国就是现实存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国民的财富增长却远远低于经济增长。
在土地国有不能交易、生产资料国有不能交易的情况下，土地财富、生产资料财富都不能被资本化，再加上中国的金融业本身也是国有垄断，这些都使中国的资本化很难发展，死财富很难产生出资本。陈志武的结论是，国有制不仅限制了中国自生资本的能力，而且压抑了人们收入与财富的增长速度。
土地与国有企业的产权私有化，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中国要进行私有化也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由于产权国有化对资本创生和国民财富的抑制，进而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这种效果是确定无疑的。有人担心，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会带来另外的负面问题，如对财富的巧取豪夺，导致坏的市场经济甚至强盗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制度层面而言，减少国有制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扩大合理的私有化，应该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如果这种制度调整不允许发生，那么中国国民的福利改善，就只能取决于政府对民众的同情心的大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