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系统最后一道防火墙，央行一直强调要加大控制非法资金出入的力度。不过目前资本管制的效果可能比想象中要糟糕的多。外部资金进入中国的冲动程度、非法资金突破管制的“创新”手法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日颇受媒体关注的深圳“职业提钞人”事件。这些“职业提钞人”大量提取现金，导致整个深圳出现现金短缺。以致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日前出台政策，对银行提现进行限额。人行深圳分行解释说，从2001年开始，深圳人民币现金净投放量逐年大幅攀升，已连续6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以今年前9个月为例，深圳的现金投放量已占全国近一半。显然，这其中一大部分可能就转化为“热钱”。尽管，限制所有人取款额度，的确可以有效阻止和压缩非法资金在这一手段上的活动空间，但是，这却给所有守法的深圳居民带来很大不便，多少有点“焚衣捉虱”的味道。
这一问题也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当香港媒体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了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他表示，中国严加打击深圳的地下钱庄活动，是因为资金非法流动问题，“一个深圳市几乎占全国的一半（资金流动），这里就有许多不正常的因素，包括地下钱庄非法流出、非法流入，如果不加管理的话，就会对内地，对香港的金融稳定带来影响。”“凡是涉及到地下钱庄，非法牟利的，无论是国有企业、个体企业，都属于国家严禁并加以惩处的范围。”同时，他也表示，“我们不赞成现在的做法，应该采取法律的办法，并且对市民进行广泛的宣传。”
总理的思路理论上是对的，但是落实起来难度很大。深圳采取“焚衣捉虱”手段本身就已经说明，这个问题已经防不胜防，非法资金流入已经到达无孔不入的地步。
畅销书《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先生认为，资本可自由进出是金融大鳄向中国发动金融攻击、展开“货币战争”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这个条件是否具备了呢？他认为差不多了。尽管现在还有限制，但是资本进出还有很多渠道。除了地下钱庄，外资银行也是重要一个。“在花旗银行，我问，在美国存10万美元，到中国能不能取出100万人民币，他们说没有问题。反过来我问，在中国存100万人民币，在美国能不能取出10万美元，他们说可以。这个数额太小了，100万美元呢，可能要三天时间，它有一定额度，超过一定额度，时间稍微滞后一点。但是我后面想，如果能这么干的话，人民币不就可自由兑换了吗？我后面问过人家，他说是。如果这么做账，从账目做账角度上说，我们查不出什么问题，因为他有不同的贷款问题，在这边贷，那边借，说得过去，没有办法防范。人民币已经是可以自由兑换，阻挡不了外流了，他说这个问题，原则上呢，还是有一定阻挡，事实上确实进出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缺口，很有可能这个缺口，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
清醒认识这个问题的还有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自9月初呼吁“资本项目放开应当缓行”以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先生就成为“港股直通车”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还远未完成。在中国，寻租、套利、套汇的机会比比皆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亦如火如荼。中国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各种不平衡目前仍在恶化，整个社会中充斥着浮躁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的。有进就必有出。闸门开启后，一旦洪水轰然而出，再想放下闸门就为时晚矣。“我不是‘阴谋论’者，但我毫不怀疑，中国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必然是国际资本梦寐以求的捕猎对象。如果中国过早放弃资本管制，其结果将是极其危险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不搞“港股直通车”，中国能真正阻挡热钱进出中国的步伐吗？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资本管制上，中国正在面临空前挑战。光靠管制，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资金只要化整为零，监管成本将高昂到无法管制的地步，就像深圳的“职业提钞人”。因此，适时加速内部改革，加快资本项改革，加速市场开放，让地下资金浮出水面，将是更适合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