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分析师注意到一种观点似乎很有市场，那就是将人民币升值的前景看得“无限大”。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似乎全球只有中国市场能够吸引资金，外汇储备投资到国外的钱，也一定会再转回中国。说白了，这种观点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无解”，只能大幅升值解决问题。而在这种观点之下延伸出来的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对人民币升值的“惧怕”，这些人同样认为人民币升值无解，因此只能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能放慢一步是一步，以尽可能减少短期大幅升值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
这些观点将世界看得如此简单，以为汇率问题是个“终极”问题，这对中国的发展将是贻害无穷。这实际上是将“汇率为纲”推向极致的一种过度反应。而汇率作为价格信号的一种，始终是一种结果上的表现，而非原因。从这种意义上看，“汇率为纲”是一种典型的目标导向型的政策。而在这种政策基调下的过度反应，则是为了得到这种结果而让人民币硬性地达到所谓的合理水平。这就是不少人现在支持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根本原因。但在没有合理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谁也不知道人民币的合理水平在哪里。不针对不合理汇率产生的原因而希望直接依靠汇率来解决问题的这些人，不啻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
我们不能否认汇率在金融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如果就此否认了金融世界的多样性，那我们还何谈良性金融市场生态的建设呢？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全球金融市场发展到目前的多样性，使得金融产品收益率比人民币资产更可观的，“大有人在”。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保证金交易、杠杆交易，已经在全球金融市场极为发达，这些金融产品的收益率个个都可能比简单的人民币资产升值潜力可观。
在这样的全球竞争下，在中国必然开放金融市场的趋势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人民币必将持续升值？现在，通货膨胀已经进入我们的视线。如果通货膨胀不能被控制住，居民储蓄就要外逃避险，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资金外逃的历史。早前还有外国投行预计，到2020年，将有近万亿美元的中国居民对外投资需求。我们现在只能乞望的是，这些资金别在一夜之间同时流出中国，否则，世纪性的金融风暴必将席卷中国。
作为政府，现在应该高度警惕的是来自国外金融市场的竞争。无论是当今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的飙升，还是“港股直通车”政策的开闸，都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民金融意识觉醒的时代”。未来的投资者将不再好用区区3－4个百分点的储蓄收益率来糊弄。我们的投资者只要能够开始接受西方金融业的服务，就可以轻易找到收益率在7－8个百分点，甚至是两位数收益率的金融投资产品。随着投资者们与国际市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金融知识逐渐普及，中国投资者在境外的金融投资需求将是一种不可能被抑制的庞大需求，必将释放。
中国政府权力再大，也压抑不了资本逐利的倾向，压抑不了人们追求富裕的动力。在这种市场趋势下，中国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引导市场逐渐释放这样的对外投资需求，而不要等到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到位的时候一次性释放。同时，中国还需要增强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使得外资能够驻留并进行长期投资，以对冲未来庞大的国内对外投资可能造成的冲击。中国需要高度发达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来创造和吸收流动性，改变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单一流动性来源的现状。中国还需要避免“捞一把就走”的资金过度聚集中国，但绝不是靠现在对跨境资金的监管与黑金的打击来实现，而应该建设一个有真正吸引力的、能够让资本生根发芽的生态市场。这样的市场需要定价的自由、交易的自由、流动的自由，需要管制的放开与透明的监管。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分析师因此不得不再次重复的观点是，对中国而言，可怕的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我们没有能力来承载高币值的人民币；可怕的是来自全球金融市场的高收益率产品的竞争，将导致中国储蓄的爆发式外流；而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人民币贬值，对中国而言才是真正可怕的结局。“汇率为纲”只能是个目标，而非解决当前中国金融市场问题的过程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