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一号文件”日前公布，按照惯例，“一号文件”是关于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正如文件指出，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做好“三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在于，从国内情况看，农业仍是“四化同步”的短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如果不稳住“三农”这个基本盘，恐怕难以应对各种更大的风险挑战。那么，如何振兴乡村、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乡村振兴和“三农”问题一定要结合城市来统筹考虑，如果就乡村谈乡村，恐怕不会有突破，也没有出路。有三个重点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城镇化，城镇化仍然是未来的趋势，还需要往前走，但需要优化。下半场的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围绕人进行改革，重视大、中、小城市与乡镇发展，形成有梯度的城镇化，再连接到乡村。客观来看，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乡村凋敝是必然，不适合人居的偏远乡村，可结合扶贫整体迁移，恢复成生态荒野。二是鼓励城市要素下乡，培育乡村活力。要通过改革，推动资本、人才、技术、文化下乡。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进入，乡村不可能真正振兴。其目标正如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所说，“形成一种与城市产生空间、产业、资本、文化关系的新型乡村”。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何吸引城市要素下乡？卡脖子的地方在土地制度改革。回顾历史，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了“一步半”：第一步是承包制，解决了生产关系问题，改革了机制。“半步”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离”，这一改良试图在不动土地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剥离出经营权、收益权，来增大农村的发展空间。要指出的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限于宅基地，而是“三块地”都要改。土地制度这个卡脖子的地方不改，将难以吸引城市要素下乡。整体来看，乡村振兴要想成功，必须迈过新时期的农村改革这一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