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省市一季度统计数据的陆续出台，地方政府对中央紧缩政策的抱怨之声开始不断响起。在20日召开的“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协调发展工作第一次联席会议”上，江苏省常务副省长赵克志以一句“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我们（指江苏和浙江）都很忧虑”作为了他的开场白。随即，这位副省长又说到，“江苏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出现十多年来的首次下降……请人民银行苏宁副行长和参会的专家学者为我们两地出出主意。”言语之中，无奈而抱怨之情尽显。
如果结合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作为经济实力较强的东部龙头省份，江浙两省高层对“从紧货币政策”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江苏经济出现了近10年来没有过的“四降一升”：与去年同期相比，GDP增速下降了1.5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增速下降8.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5.2个百分点，而企业效益增速的下降幅度更大；唯一上升的是物价水平，同比增速达到7.2%。
同为经济大省的浙江省也有同感。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说，在信贷紧缩政策下，“浙江的中小企业比较发达，他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今年一季度浙江出口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4个百分点。与此相类似，据我们掌握的数据，经济增长下滑的故事也发生在另外两个经济大省——广东和山东身上。今年一季度，占全国进出口总值1/4的广东省外贸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4.3%，低于全国24.6%的增长幅度；其中出口增长16%，低于全国出口21.4%的增长幅度。山东省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1%、工业增加值增长19.2%，绝对值咋一看不低，但这些数字都创下了5年最低。
作为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前四位的省份，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的经济状况在目前的国内经济发展中极具代表性——外部经济减速、人民币不断升值、央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不断上涨的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无不在侵蚀着这些省份企业的利润，并使工业产值、固定投资、外贸出口减速，也大幅推高了通胀水平。在诸多因素之中，虽然外部因素在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但诸如实施使劳动力成本大升的新《劳动法》，去年以来不断紧缩的外贸出口政策，特别是近期严厉的信贷控制，这些毕竟都是中央政府主动的政策选择。无论是出于对当地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抑或是这种下滑影响其政绩，地方高官们对政策的担心和抱怨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紧缩政策持续时间过长，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各种合规或违规的渠道以“自救”，这事实上意味着地方政府与中央紧缩政策的博弈已然开始。
实际上，中西部省份与中央紧缩政策的博弈早就已经开始。在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质增速有所下滑的情况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名义城镇投资增长了35.2%和27.7%，分别高于全国城镇投资增速9.3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同样，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一季度同比增速降至16.4%的情况下，高于20%增速的省份也多集中在中西部，内蒙古更是达到了28%的高增长。中西部地区实现高增长自然有其底子薄的原因，但根据我们的调研，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本来就比较落后，“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西部经济总要发展吧？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西部省份更多地考虑到了自己的发展需要，工业建设追求“大干快上”，经济增长是更加优先、更加重要的目标。这自然使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的紧缩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在本省经济增长减速已显现的时候，东部经济大省的高层们可能很快也要加入这场地方政府与中央紧缩政策的博弈中了。中央政府拥有更高的权力，同时也占据着抑制高通胀的“道义”，但这却是一场地方政府占据信息优势的博弈。地方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规避紧缩政策，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也正是安邦认为即使在严厉紧缩政策之下，今年经济仍会是高增长高通胀的原因之一。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全国形势来看，中央将坚持紧缩，坚持防通胀，在只有市场表示抱怨时，问题还不大，可以置之不顾；如果地方政府群起抱怨，中央决策层就需要高度关注了。能否在全国保持政策执行基本一致，不确定性正在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