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全球经济形势不好，但中国今年经济仍会表现不错。不过，中国在政策面上却似乎陷入困境——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人民币升值、价格机制扭曲等多种相互矛盾的问题，使得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进退失矩、左支右绌之下，行政化、短期化的政策增多。
最典型的是今年1月开始，国家发改委动用了十几年都没用过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以抑制肉禽蛋油等商品涨价的脚步。国家出台的价格干预措施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价格干预不违背市场经济。发改委还以日本和俄罗斯为例，说明价格管制措施并不少见：日本在1976－1980年，曾经政府拨款40亿日元，在全国动员了4万人，配备了4万人，对全国130多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进行了管制。2007年10月，俄罗斯把6种食品价格冻结在2007年10月15日的水平。此外还有韩国和墨西哥都有价格控制措施。
发改委官员解释价格管制政策时表示，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来适当地干预，都是市场经济下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正常的手段。因此，价格管制不是历史的倒退。
真是如此吗？在我们看来，发改委官员的解释站不住脚。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进行多年之后，恢复价格管制实际上就是向计划体制的回归。我们能拿俄罗斯来做榜样吗？能拿30多年前的日本市场作为标杆吗？
回顾历史，我们会有更强烈的感受。1984年9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中国要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赵紫阳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上述中央主要高层的赞同，这直接促成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方略的出台，成为中国此后二十多年经济改革重要的制度保证。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的市场化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体系来说是多么重要。再对比现在，我们也可以发现，24年前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当前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信号就是价格，如果干预价格，必然导致市场信号扭曲。价格管制如果持续，还会产生其他负作用——该涨的价格不让涨，比如资源价格改革，久拖不行，结果到现在与通胀问题纠缠在一起，更加难以推进。价格管制虽然只是一个方面，但它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非市场思维的体现。如果决策层不从市场经济制度的高度来看问题，那么各种计划式、行政化的做法，将会陆续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