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国务院班子记者见面会上，如果要说“亮点”的话，温家宝关于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表态应该是一个。
在回答记者关于怎样构建服务型社会的问题时，温家宝话锋一转，主动谈到了财政体制改革：“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是很少涉及的问题。……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说到这里，温家宝语气激动地一挥手，坚定地说：“在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国务院总理在这个场合如此强调财政体制改革，这相当于在全国人民面前立下了“军令状”——财政体制改革将成为本届政府今后5年工作的重头戏！
重点工作既已明确，改革的具体内容和目标还有待阐明。在我们看来，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很可能将在两方面做足文章。
首先，就是努力解决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财政就开始朝着“强干弱枝”的方向在走。中央政府所控制的财力不断扩大，而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资源则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负责的财政支出事务却在不断扩大。例如在2007年，中央本级收入27738.99亿元，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54.1%；而承担诸多具体事务的地方本级收入则只有23565.04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5.9%。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造成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央政府须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在2007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已达18112.45亿元之巨。这其中税收的征缴、转移、分配、支出等过程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即使转移数额如此之大也无济于事，我们仍然看到地方政府在面对教育、医疗等问题的“有心无力”、大多数省份市县乡政府财政的不断恶化，甚至连如农业税减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这样的财政“小变革”，都会使部分基层政府的财政紧张状况雪上加霜。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之时就会想到“开源节流”，“开源”如哄高地价以挣取大量预算外收入、以高速公路乱收费为代表的收费现象；而所谓“节流”，现在国内医疗、教育、社保的欠债还少么？！
正因为如此，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才会成为财政体制改革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的迹象。3月1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财经委针对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出，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年内要拿出初步方案。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研究小组提出的方案是，今后财政总支出的大头应该在省以下的地方，市、县支出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0%－55%，再加上省级的15%－20%，中央支出只能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25%－30%。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要么少收，要么加大转移支付。
财政体制改革的第二项内容即“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则是向公共财政的方向改革。当前中国的财政体制与此相去甚远，用国内学者贾康的话说就是，目前中国的财政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在这种框架下，财政实际上简化为政府强化行政机构、实施社会管理的资源和手段。简单来说就是收钱归政府，花钱也由政府来定。而在公共财政下，政府必须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品。从政府和市场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问题。
建立公共财政，其中暗含的一点就是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支出。近年来，虽然政府多次声称要大大增加这方面的支出，但其行与其言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举例来说，2003－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支出累计达到2.43万亿元、6294亿元、1.95万亿元和3104亿元，分别比上一个五年增长1.26倍、1.27倍、1.41倍。而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累计约17.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长了1.19倍。可以说在此前对民生领域支出低比例的基础上，上一个五年财政并没有对此项支出出现明显倾斜的情况。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财政体制改革背后所蕴含的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就非常值得期待。中央与地方财权重新划分，以及现在正进行的税收税源一致问题的改进，都在事实上为中国实行财政意义上的“联邦制”打下一个基础。而建立公共财政的改革，实际上是在重新调整利益集团的关系，“剥夺”过去政府曾有的利益和权力。在政治意义上看，公共财政离不开公民平等和政治权力制衡基础上的规范的公共选择，而这与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推进民主化和法制化是一致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可以说，财政问题是解决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政府的国度里，财政体制改革对解决内需不振、政府职能错位等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总理的讲话使我们相信，今后五年财政制度改革将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头戏，而其后所蕴含的深层体制改革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