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历历在目，时隔10年，亚洲金融体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最近两三年日渐恶化的通胀似乎在警告我们，金融危机的阴霾似乎并未远去。
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的保罗•克鲁格曼，当年分析亚洲经济问题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重要问题，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仅靠资源投入的增加而非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神话，是不可持续的。
从1966年到1990年间，新加坡经济增长显著，年增长8.5%，三倍于美国；人均收入以6.6%的速度增长，几乎每10年就翻一番。这个成绩看起来是个经济奇迹。然而，人们发现这个奇迹是靠流汗得来的，而不是靠灵感；新加坡的增长也是靠动员资源，其程度就连斯大林也会自叹不如。工作人口的比例从27%飙升到51%。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也骤然提高：在1966年，一半以上的工人根本没受过什么正式教育，而到1990年，2/3的人完成了高中教育。最重要的是，国家大量投资于物质资本：投资在产出中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超过40%。
克鲁格曼用事实证明了新加坡当时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可以用可计算投入的增加来解释。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效率提高了。仅靠资源投入来获取经济增长，而非效率提高的经典案例实际上还不是新加坡，而是已经崩溃了的苏联经济帝国。
现在想来中国与过去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经济增长方式何其像，最早的一个经济开发区也是在新加坡的帮助下建设完成的，至今仍是中国发展规模最大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见证了中国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不过在整个中国经济神话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依靠资源投入而非效率提高的例证。
首先就是城市化率的急剧增长为中国经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工业化的人口比重正迅速增长，重工业化速度超过了轻工业增长速度。三十年来，中国工作人口的比例也像原先的新加坡一样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投入工作的人口增长，再也不可能保持像原先一样的速度了。所以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就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以至于这三年成为中国三十年开放历史上人力成本增长速度最快的三年。
其次就是中国的投资率几乎一直在40%以上。就这样，还有人认为这不够快，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可以更高、更快。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资源急缺，以至于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导致的是必然的油荒、电荒和煤荒，当然还有我们在环境上付出的巨大代价。
另外值得注意的最为明显的一个效率未能得到提升的证据，就是中国经济体系中效率最低的部分，其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这就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创造的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已经在GDP中的比重超过了20%，达到5万亿的规模，而如果我们算上还有庞大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中国经济为获得政府批文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中国这个效率最低经济部分的比重，超过30%，甚至达到40%也是毫不令人惊讶。
就像当年东亚的增长确实已经遇到了收益递减的问题一样，如今的通货膨胀正在迅速侵蚀中国经济投入的收益水平。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注定将进入收益递减的发展阶段。避免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效率，进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但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政府部门都满足于统计数字上的产业升级，满足于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几个百分点。而对于真正的、全面的技术水平提高和资本配置效率，则没有那么关注。现在中国的问题很清楚，要想产业升级很容易，因为占中国GDP接近一半的出口总额，其中超过70%是靠外资实现的。只要放开各项管制让国外技术输入，让国外资本配置技术流入，产业升级就能得以实现。但要想吸引这样的外资流入中国经济，没有完善的产权保护、自由的交易和资本进出自由的保障，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当时保罗•克鲁格曼给亚洲经济神话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中国经济也可能难逃经济周期的宿命，其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正在迅速积聚，只不过中国现在还有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空间。从现在开始警惕下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风险，真正考虑制度改善和效率提升，才是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