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过犹不及，美国次按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最好的课——金融过于追求资金流动性和资本回报将可能忽视根本无法预料的风险。
近日《证券市场周刊》载文“高财务杠杆谋杀美林、花旗”分析指出，在金融创新中，唯一安全的是现实的拨备，而不是信用评级或其他基于历史数据的模拟测算。金融创新过程中，控制杠杆是分散业务风险的前提，是控制创新业务风险范围的必须。“可以承受高风险，绝不承受高杠杆”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新产品的拓展，也同样适用于跨地域的扩张，在新的市场上，当风险不可测时，控制杠杆比控制风险更重要。
该文指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流动性和资本金管理体系，其核心是：集团根据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计算出在发生危机事件时所需要的最大流动性，这个流动性需求将主要通过资本金来满足。精确的数量化管理似乎给公司稳健经营提供了足够的保障，而它的一个现实结果就是各家金融机构都放心大胆地使用较低的拨备和较高的财务杠杆。
美国证券公司平均的总财务杠杆（总资产/股东权益）大于20倍，而净财务杠杆（（总资产-低风险资产）/有形股东权益）在15倍左右，商业银行平均的总财务杠杆则在12倍左右。高杠杆虽然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却也对风险的估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公司低估了风险，导致拨备额不足，将使单一业务的风险在20倍的杠杆作用下，放大至整个集团。但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较短，风险的估算常常发生偏差——这种偏差不是一两家金融机构的偏差，而很可能是系统性的偏差。其结果是，当危机真实发生时，实际的流动性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公司的估算：抵押品价值的贬损程度可能超过预期，从而要求更多的保证金支持——没有一个机构会为AAA级的债券拨备出30%的贬值空间（真实的拨备额不到2%），为AA级债券拨备出60%的下跌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正是高杠杆让金融控股集团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变得异常脆弱——如果金融集团将总资产平均分布在20项业务上，那么，在20倍杠杆下，每类资产50%的损失将导致集团资本金损失一半，而在次贷危机中，各大金融集团的投资损失率在18%－66%之间，平均损失30%左右。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高杠杆的风险所在，当年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引发的金融风暴，就是因为它使用了过于极端的高财务杠杆，结果使得市场只要仅发生1%的变动与该公司预期不符，就足以导致该公司破产倒闭。毫无疑问，这是对自己的数学模型过于自信，是自负膨胀到极点的必然结果。但我们同时认为，这种对于高杠杆风险的管控，对于单个金融企业本身的风险管理而言，是有直接效果的，但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而言，直接管控财务杠杆的建议则显得不那么明智了。
作为金融业，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加速资金周转。可以说，使用高财务杠杆，几乎是金融业发展和存在价值增长的必然结果。分析师曾在去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撰文指出，银行总是有无穷动力来降低自身的资本成本，因为这是银行生存的根基，是利润的主要来源。所以花旗银行才会从2005年开始使用风险资本模型在公司内部配置资本，但凡不符合自身资本回报要求的业务，都将被出售。
因此，从国家发展金融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鼓励金融企业通过各种合规的金融创新，来有效提高财务杠杆，这样才能提高金融生产力水平，否则，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就等于是停滞不前，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就是负面的，金融业之所以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风险问题如何考虑呢？事实上，这取决于社会整体发现风险能力的提高。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承受高财务杠杆带来的波动。对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并非直接管控金融企业的财务杠杆，而是提供一项制度环境，能够让市场去平衡财务杠杆与风险发现能力上的关系。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对于市场监管而言，我们应常保敬畏之心，任何指望依靠某个指标就可以让市场掌控在手掌之中，或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都是可笑的行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市场自己去解决问题，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保证市场的透明度和法律尺度的运转秩序，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