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富”周正毅日前在上海被宣判，法院裁定以周正毅为法人代表的上海农凯集团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及周正毅犯行贿和挪用资金罪，5项罪名成立，判有期徒刑16年，并对农凯集团判罚款335万元人民币。
这一结果大出人们意料，普遍认为判刑过轻。不说别的，在国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重罪，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送了命：2007年成都商人郑天宝在安徽巢湖因虚开发票6000多万元，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2006年广东肇庆德庆县税务局人员李华成向21个省市90家企业虚开发票2.9亿多元，被判死刑；2005年浙江农民陈学军在北京为数百家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逾3.93亿元，被判死刑。周正毅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8435份、税款金额12亿余元，大大超过上述各项判例，判16年的确太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鉴于周能主动承认行贿，退还挪用资金，因此从轻处罚。
众所周知，周正毅的案子不简单，核心就在于政商勾结。有多位上海高官因此落马，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贪污渎职案件，据称就与周正毅案有着复杂的关系；有多位银行高管也被拖下了水，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周正毅此次判刑已经是“二进宫”——他于2004年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虚报注册资本被判刑3年，2006年中刑满释放。但在陈良宇案件曝光后，周正毅于2007年1月再度被捕，结果还把上海监狱的几名狱警弄进了监狱。该案的反复，除了说明周正毅的能量之大，还显示了这一案件极为复杂，牵涉的政商人士很广。
国内外舆论对周正毅案件高度关注，是把这一案件当成了国内反腐败的标杆，试图从中了解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决心有多大，是否敢于动真格。在我们看来，周正毅服刑3年之后二度被捕并重新判刑，这首先就是个正面信号，只要犯了罪，天王老子也不能任其逍遥，服刑3年只当是度假。但二次判刑的结果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疑问。据香港媒体报道，一些上海居民表示周正毅的判刑太轻。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则认为，周案情节非常严重，这次判刑太轻，可能会令人担心中国政府打击官商勾结的决心。
尽管不清楚周正毅案此次一审是否已划上句号，但此案埋藏的深层次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未来国内的政商勾结是继续恶化还是会缓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能否解决政商勾结的问题？这些都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回答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展示了坚定的决心，他说，“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长期以来，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并不是在“两条腿”走路，而是经济上先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律和制度转型则明显滞后。其结果就是在某些方面，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地市场化，但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久而久之，我们对政商勾结已经习以为常，割除政商勾结的毒瘤似乎变得有些可笑。然而，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复杂形势，以及未来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来看，对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强。从这个意义而言，目前中国应该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来割掉政商勾结的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