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多发货币，一定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修谟（David 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了，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这是北京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授周其仁在“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文章中，向当前中国发出的“警世之言”。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周其仁指出，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事实上，当我们看到如此多的上市公司标榜自己的利润大涨70%，甚至翻番；当我们看到政府宣称自己的财政收入又增长超过了20%，他们确实在标榜自己的“本事”增加了；我们也确实感到了通货膨胀这个“肾上腺素”给中国政府、商人和企业所带来的快感。但我们却又明明确确地知道，这个“肾上腺素”是全世界最毒的毒药。
周其仁认为，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货币，也只能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战后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不过现在中国经济货币过多的原因与原先不同的是，此次不是政府主动发行货币过多，而是政府被动发行货币过多。中国当前的货币创生机制决定了，中央银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
中国近年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太快，远超过其他国家，使得出口价格非常便宜。出口大量增加，结汇增加，中央银行在当前的货币机制下，又必须把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成一定数量的人民币。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但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周其仁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这轮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真正根源所在。他认为，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说明，上好的经济形势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图像更为复杂，但物价总水平上涨依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这条铁律不变，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就像安邦分析师屡次在分析专栏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当前的货币创生机制，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根就在货币创生之上。现实的情况已经告诉我们，相关制度的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为自由结汇，就需要发达的外汇交易市场；而这一市场又需要浮动的汇率制度；浮动的汇率又需要浮动的利率来及时反映资金成本和货币收益情况的变化。这一切，如果不能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加速转变，未来“毒发身亡”将是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