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被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实际上具有了新时期的“经济特区”的地位。这也强化了一种预期——环渤海经济圈将成为中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天津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从房地产升值的速度来看，滨海新区的确成为了国内宏观调控背景下的新热点。
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滨海新区拥有中央、国务院给予的“先行先试权”。在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建设OTC市场、建立国内首家产业投资基金、实行“港股直通车”试点等多个领域，天津滨海新区都得到了政策上的特别照顾。然而，这一切是否就能使得天津发展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呢？
在我们看来，天津能否抓住发展机遇，真正推动天津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质变，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内《21世纪经济报道》日前载文指出，天津正面临着“第三极的焦虑”，形象地描绘了天津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担心。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天津所呈现出的“热点”，仍然是依靠差别化的政策人为制造出来的发展题材。2006年3月，在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市“新城规”中，天津市的战略定位是“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天津如何实现这一战略定位，目前还没有看到清楚的路径。
从环渤海经济圈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呈现出多个热点快马加鞭、各自为战的格局，天津要在其中体现“北方经济中心”，似乎力有未逮。有市场人士提出疑问：环渤海经济圈由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组成，这三个板块之间缺乏产业联系，天津如何在其中突出特点？如何为整个区域提供服务？
即便在“京津冀”板块中，天津也存在严重的不能极化的焦虑。如河北省提出“重新发现沿海”战略，唐山曹妃甸、沧州渤海新区两大增长点，一南一北，对天津滨海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态势。南开大学教授周立群分析，要成为“第三极”，天津必须克服三个现实的制约因素：一是经济体量太小，去年天津市GDP为4338亿元，只占整个环渤海地区的1/10不到，在环渤海三省二市中最小，无法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二是目前的体制机制构架落后，无法支撑第三极；三是中央虽然确定了天津的战略地位，而天津市对此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都显得不足，缺乏足够的研究，更缺乏合适的应对和落实政策。
在我们看来，上述这些问题和因素，都属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硬环境”。除此之外，天津还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软环境”缺失——在人文和观念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人才不足。天津虽然是国内直辖市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不见起色，人才流失的多，而聚集的少。面对未来的发展需求，天津现在的人才状况严重不足。二是观念相对落后。这里的观念既指官，也指民。在近现代，天津在洋务运动时曾有着领先中国的荣光，在近现代中国工业发展中曾有过先行者的地位。但在随后而来的经济长期滞后发展中，天津人的观念也变得落后。据我们的观察，很多天津的外资企业，也带有不少国企特征，这不能不说是观念问题的一个写照。
天津的发展必须做好与北京的互动和分工。过去不少人说，天津的落后其实是北京的问题——北京的发展抑制了天津，也吸走了天津的人才。不管对与不对，北京的影响是现实存在，如何与北京更好地互动，形成更合理的产业分工，并且利用好北京的人才，对天津来说十分现实，可能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天津是在一条相对落后的起跑线上起步，未来的发展除了依靠投资、差别化的政策等“硬”要素，还需要在“软”环境方面有所提高，以全面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来突破观念障碍，这样才有可能向“北方经济中心”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