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一周的进博会落下帷幕。通过进博会，中国以“购物车”广买天下货，展示了“中国市场”的规模、对外开放的态度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愿望。在全球贸易纷争乱局中，中国的行动显示了继续对外开放的决心。尽管中国需要紧急应对眼前来自美国的贸易摩擦压力，但同时也必须在战略层面放眼未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经此一役，未来中国将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要推动什么样的全球化？中国需要对全球化的路径和方向进行再思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在实现制造业产业链的全球配置、推动国际贸易之后，已经表现出对参与国家经济社会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逆全球化的浪潮。从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到欧洲民粹势力的崛起，再到如今的中美贸易摩擦、欧美反移民运动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一系列逆全球化事件的背后，是各国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反动。
现在的全球化是以跨国企业为主要推动力量的“资本友好型”全球化，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实质是以资本全球配置来驱动对资源和劳动力的高效运用，形成商品的竞争力。科技发展使得资本的全球化相对于人的全球化更加便利，更加快捷。但从劳动力因素来看，劳动力人口的全球流动受到地理、文化、家庭等因素的影响，远远落后于资本的流动。这就是所谓“资本与国界的冲突”。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以美国为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占比由1971年的61%下降为2015年的49.4%，家庭财富中值（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在2001-2013年间更是下降了28%。在全球化进程中，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贸易商、是银行家、也可能是政治家）成为最大的获益方，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则不断受到挤压。数据显示，美国2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比达全国的50%，且逐年攀升；而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
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正是此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所致，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后来者，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加入WTO后的“黄金十五年”尤其如此。但如果中国盲目地以“排外”或“逆流”来看待“逆全球化”浪潮，不能充分认识它的根源、长期性和严重性，将难以适应未来的全球新格局，也不利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曾指出，中美之间的关键之争、世界贸易战的关键，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世界市场有关空间的支配性影响力。这是一场世界级别的市场战争，是一场围绕各自国家商业利益展开的市场之战，其核心是空间——商业空间。这场市场空间之战不会短期结束，而会长期存在。面对未来将会深刻变化的全球市场，中国仅靠一部联通全球的“购物车”来推动全球化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样的？中国应该推动什么样的全球化？
在我们看来，与“资本友好型”的全球化相区别，推动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人文主义”的全球化才能应对“逆全球化”浪潮，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人群从全球化中受益。这是当前全球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全球化进程并不能被真正逆转，但它会不断演化和发展，形成新型的全球经济与贸易合作形态。这种全球化的新型阶段，就是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的“全球融合”阶段。安邦咨询曾经在《市场、空间与全球市场之战》提出了“全球融合”的概念，强调了全球融合的重要性和客观性，认为世界只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单纯经济财富和竞争框架下的全球化，向着“全球融合”的方向前进，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和平和均衡。
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提出，要推进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提法与安邦咨询提出的“全球融合”，在内在的一致性。中国未来所要推动的经济全球化，需要让全球化从单纯的对经济和财富的追求，走向稳定而健康的社会均衡发展，从单纯的效率追求以及商业竞争，走向世界范围内的全面融合与共识。中国今后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通过扩大出口或进口来推动贸易总量的增加和平衡，还需要服务的全球化、科技的全球化以及人文的国际化，来推动新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融合。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当前虽然身处贸易摩擦的战火之中，但也要放眼未来思考今后全球经济与贸易的新格局，要未雨绸缪地思考未来如何参与全球化的新阶段。这种思考和转变，将会导向“全球融合”之下的全球化新格局。
